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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艺术的雅和俗 
俗者,日常和常识,衣食住行,柴米油盐,以物质为第一性,精神为第二性。雅者,非常和异识,琴棋书画,茶香花石,以精神为第一性,物质为第二性,是在俗的基础上的升华。

由物质的富足向精神的高雅升华,甚至在物质贫困的条件下也追求高雅的精神,这是一种“学习”,但学习同样的东西,学者的动机可以有不同。“古之学者为己”,学习并追求雅,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精神,上而为圣贤,下而为君子,修养自己的身心,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。所以,他们的雅更表现为与俗的共生关系,玉从璞中被琢出来,决不把自己放到璞的对立面上。《诗经》以风、雅、颂为序,正是三者共生关系的证明。我们可以发现,宋代之前的高雅代表,以雅为正,“圣人亦类”,不同于俗人的仅在于他的“出类拔萃”而绝非奇异的“与众不同”。陶渊明是高雅的代表了吧?但他荷锄锄豆苗也好,与田夫野老村邻互为招饮也好,俗得很!包括韩愈、苏轼等等,除米芾等少数,绝大多数的士人,用黄山谷的话说:“平居无异于俗人。”他们是为自己而雅,以便“临大事”时能担当社会,而绝不是为别人而雅,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。苏轼虽然说过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,无肉使人瘦,无竹使人俗”,但要他在竹和肉之间二选一,他选择的还是肉。

“今之学者为己”,学习并追求雅,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的高人一等,以千古文人为典型。他们的雅,便与俗表现为对立的关系,避俗如避仇,成了玉便斥璞、仇璞。达则超尘脱俗,穷则愤世嫉俗,而以奇异、出格为雅,用黄山谷的话说,便是“平居大异于俗人”却没有社会的担当。从竹林七贤到李白、董其昌、徐渭、陈继儒、袁中郎、钱谦益、李渔、袁枚等,一个个风流倜傥,与众不同,高雅变为风雅,与俗人判然殊途。

仍用黄山谷的话,“平居无异于俗人”的雅,当然他连这个雅也不讲,而是讲“不俗”,是真正的“不俗人”;而“平居大异于俗人”的雅,是真正的“俗人”。

《红楼梦》中写到,妙玉请宝玉、黛玉喝茶,用“五年前的梅花雪”烹制,黛玉以为是“旧的雨水”,被妙玉嘲笑为“俗”。雅人对于烹茶的水是大有讲究的,大异于俗人!“五年前的梅花雪水”与“旧的雨水”乃至普通的山泉水有什么不同,俗人是不讲究也辨不出的,但雅人必须讲究而且能辨出,以此讲究和能辨可以炫耀于人。黛玉尚且俗,刘姥姥等俗人当然更不在妙玉的眼中了。恰好袁中郎的笔记中也记到他的一位朋友邱长孺,风雅之士,讲究并懂得不同水质烹茶的雅俗之分。东游吴会,购置惠泉水十坛命童仆挑回家中,童仆把名泉倾倒干净,挑着空坛回家,倒灌门前河水使满交差。长孺招邀名士们共尝名泉泡茶,一个个赞不绝口,认为与门前河水判若云泥。而近年见媒体上外国讲究葡萄酒的品位,是上流社会的专利,尤其以专业的品酒师为辨微知著。结果,同一瓶酒倒为三杯,品出来的结果竟然有高下之分!故知凡自标风雅以讥笑俗人的雅,大半是自欺欺人的玩意。所以说“平居大异于俗人”的雅士,实为真正的俗人。唯有雅俗无分别相的“为己”而雅,才是真正的高雅。

2016年故宫日历的“历”,也属于自标风雅以表示自己高于俗人的“雅”。类似于太行山的“行”,究竟读“杭”还是读“形”?“回”字究竟有三种写法还是四种写法?无不可以为“平居大异于俗人”的雅士们装腔作势,拿来作为讥笑“俗子”的好材料。

“雅”的本义有五:一正确规范;二高尚文明;三美好;四平素;五极、甚;作为乐器、《诗经》的六义之一、书名、酒器不论。俗的本义有三:一社会习俗;二庸俗;三佛教称世间和在家为俗。“为己”而雅是针对庸俗的,以修炼自身向正确规范、高尚文明等等提升,更好地奉献于社会世间的大众俗人。“为人”的雅是针对社会习俗的,以标榜逾出社会公序正确规范和高尚文明的自以为是。所以对于张岱“好精舍,好美婢,好娈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,书蠹诗魔”的风雅生活,不能简单地评价它的对还是错。如果是“为己”以利人,则何尝而不可取,如果是“为人”以利己,就不免沦为天下俗人第一了。文人雅士每以唐宋画家画、重彩画为俗,而以明清文人画、水墨画为雅。事实是,前者中,固有俗品,而后者中,俗者更铺天盖地。我曾指出,中国画中,兰竹本为世间清品第一,到今天却成了天下俗品无二。原因便在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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